相声大师侯宝林最忌讳的事（凡是让他觉得有损尊严的任何一件事他都不满）

据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教授、侯宝林的文友薛宝琨讲，侯宝林大师一生最看重的是两个字——尊严。为把相声由“玩意儿”擢升为“艺术”，他努力了一辈子;为把自己由“说相声的”变为“艺术家”，他奋斗了一辈子。他说：“说了一辈子的相声，又经历了文革，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尊严——是一点做人的尊严、一点艺术的尊严，人老了尤其如此。”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您知道吗?

由于他对尊严的格外看重，所以，凡是让他觉得有损尊严的任何一件事，甚至是一句话，他都不满，甚至气愤。他最讨厌的、最反感的、也是他最不爱听的，是别人当面儿叫他“侯宝林儿”。“林”字作了“儿化韵”处理，在他看来不是“亲昵”，而是“轻蔑”。他认为“侯宝林”和“侯宝林儿”不一样，后者含有“小”、“贱”的成分，同贬义而不是褒义。他所以如此看重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对“玩意儿”一类的语言太敏感，太讨厌了。也是的，旧社会人们去看曲艺演出，会说：“走，看玩意儿去!”他就想过：艺人是“玩意儿”?还是艺人的艺术是“玩意儿”?

所以，他讨厌在“侯宝林”的后边加上一个“儿”。比如，他在屋内与人谈兴正浓，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哎，侯宝林儿!”他会立即中止谈话，虽然，由于自己的身份所致而不会动怒于人，但往往会露出一脸的不悦。他曾对薛宝琨说：“‘文革’的创伤无论多甚，却不及一个‘林儿’字伤害最深。”

一次，由薛宝琨陪同他在南开大学讲课，轰动了整个校园，对他的讲授，师生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也非常高兴，因为他看重的是“相声”走进了高等学府，曾被当做“玩意儿”的相声艺术，受到了高等学府师生们的喜爱和狂热追捧。为了这一天，可以说他是沥尽心血。从首次进入北京大学，继而又走上了南开大学的讲台，他为相声艺术的正名兴奋不已。

为感谢他来讲课，南开大学的几位领导到其住处看望他，高度评价了他学识之渊博，讲课之幽默，内容之深刻，反响之强烈。可是谁知道，一位副校长一句不经意的“侯先生，您来一段儿”又伤了他的自尊，他立即回答说：“对不起，我是来讲学的。”言外之意：希望你能尊重我，想听相声吗?剧场买票去，我们再也不是“玩意儿”，任人呼来唤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应该肯定那位副校长是喜爱他的相声，才请他“来一段儿”。说这句话也是无意的，并不是对他不尊敬，但他给予的是反驳和不悦。对他的所言、所为，我极为欣赏，也非常敬佩。因为他知道自相声艺术诞生以来，曾给难以计数的观众送去了欢笑，而且充分发挥了其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项功能，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尊重;把这一艺术形式奉献给观众的演员也应该受到尊重。对于任何形式的不尊重，他绝不允许。

他如此看重尊严，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有着不能遗忘和难以医治的创伤。

他是苦出身，曾进入戏班子学戏，三个月后，只有20岁的他，白天随师在“天桥三角市场”卖艺，晚上还要背着患有残疾的师兄串巷子(也叫“串窑街”)——到妓院卖唱，换取几个小钱儿。再大一点，他学相声了。而此时的他，每当脑海中出现串巷子时，嫖客和娼女嬉笑，甚至是蔑笑的画面，他就感到那不是卖艺，是在出卖自尊!因此，他在步入相声生涯之后，时时不忘，处处维护的是自身的自尊。所以，他的相声词语干净，并不说“臭活”，追求的是文明和高雅。

比如，1945年，他和郭启儒首次到天津，以《空城计》和《改行》作为“打炮戏”，一炮走红。他在天津一直干了5年，成为天津五档最火的相声之一。后来他回忆这段历史，说：“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在天津我混出了个好名声。什么名声?那就是人们说：‘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脏话很少。’”

侯宝林自爱自尊，是一种骨气的表现，因为他要的不仅是自己的自尊，也是相声行业整体的自尊。在舞台上，他也是维护中华民族自尊的典范。日伪时期，国土沦丧，满目疮痍。他无比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强盗，也非常痛恨认贼作父的汉奸。对于他来说，因为他格外看重尊严，才迸发出了灵感，排演了一个又一个新改编的相声段子，进行抨击和鞭挞，为自尊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