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为何从唐山开始（之所以如此嚣张和他们背后的保护伞有巨大关系）

1980年5月8日，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国庆节当天，一个影响千万人命运的决定诞生了——知青返城。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在1968年达到高潮，绝大多数知青都是1968-1977年来到农村，数量多达一千多万，他们下乡时大概在16-20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农村，虽然价值观得到了重塑，但也没机会掌握立足城市所需的技能。

从1980年末开始，千万知青集中返城，他们普遍在25岁以上，岁数大一点的，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工业产能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城市工作岗位十分有限，一两千万大龄青年待在家里无事可做，开始拉帮结派、组织团伙，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

这些问题非常棘手，一来，当时社会普遍对他们非常同情，因为上山下乡是时代的产物，六七十年代中国被美苏同时孤立，工业产能长期停滞，那一代年轻人在城市根本没法活下去，只能去农村找点口粮——这当然不是知青的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时代耽误了这一代人的前程;

二来，当时的无业青年抱团现象非常严重，无论是组团上山下乡、还是留在城里，闲暇时间都非常多，那时候娱乐活动很少，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童年相对特殊，对社会秩序的理解稍显偏激，非常容易发展成流氓团伙;

三来，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于1979年，法治建设还处于探索、磨合阶段，基层执法人员也不知道怎么执法、如何量刑，面对无业青年的抱团违法行为经常不知所措。

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1981年刑事案件的井喷、达到了惊人的89万件，几乎是知青返城前正常年份的两倍，而且手段越来越残忍、性质越来越恶劣。

1983年，连续发生了几起耸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例如东北“二王”案，两名青年犯罪分子先后杀害9人、重伤9人，带着枪支逃窜6省7月，警方先后出动3万军警围追堵截，才将其击毙;

再如“616红旗沟惨案”，内蒙古呼伦贝尔10个无业青年组团行凶，一夜间杀死26人，他们做这件事的目的，竟然是“不甘平凡、想要在世界上留名”;

当然，影响最为恶劣的当属唐山菜刀队，他们崛起于唐山大地震后的社会治安真空期，迅速进化为黑社会一般的组织，非常嚣张。

他们当街调戏妇女，警察前来维护治安，这帮人竟然直接冲到警察局打砸抢，甚至用炸药包炸掉了派出所长的住所。由于社会治安太差，人们在街头一看到小混混，转身就逃跑，这也助长了菜刀队的嚣张气焰，很多年轻人竟然以犯罪为荣。一时间，菜刀成为唐山最畅销的商品。

唐山菜刀队之所以如此嚣张，和他们背后的保护伞有巨大关系。1980年，唐山警方曾试图端掉这个团伙，没想到却被反咬一口，最终一大半涉案人员被无罪释放，这件事没有“保护伞”，是万万办不到的。

如果只是普通的“保护伞”，其实倒不是那么棘手，打掉即可;问题是唐山的“保护伞”很特殊，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成组织的、试图截断财源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力，打掉一波又出来一波，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黑社会手段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答案是：唐山是一个煤铁重镇，2021年日本钢铁产量排名世界第三，仅达到同期唐山的73%;更为关键的是，唐山钢铁基本依靠自己的煤铁资源生产，大家可以想象下，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唐山本地“上层人”有一种潜意识，觉得唐山靠自己可以活得更好，觉得把自己的资源贡献出来给全国用、他们吃亏了。

这才是唐山黑社会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唐山的问题非常棘手，其本质是：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利用了失业青年的浮躁心态，在社会转型期钻法律空子，试图与国争利。

这性质非常严重，所以，1983年邓爷爷决定全国严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山。

唐山之所以能成为严打的典型，是因为唐山的性质太过于恶劣，表面上看是治安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严重违背了“全国一盘棋”的基本精神。

至于那些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事，比如拦截车队、打死将军女婿、向解放军收过路费……或许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最多只能算是导火索。

1983年7月25日，唐山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电话：“限你们一周之内将菜刀队一网打尽，否则就撤公安局长的职!”

为了打好严打第一枪，唐山公安机关充分发动群众，先后接收2000多条群众提供的线索;几天过后，唐山菜刀队被一窝端，逮捕600多人，当街枪毙50人。

靠着惩戒的枪声，唐山终于把当地日趋失控的黑恶势力摁住了。

那次全国严打先后持续三年，端掉了17.6万个犯罪团伙，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死刑，社会风气回归理性，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

1983年严打，表面上看是治安问题，往深处看是就业问题，但其本质，依然是经济问题。

当转型叠加危机，我们往往需要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只顾地方不顾全局、只顾精英不顾群众的狭隘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在这件事上，国家与群众利益高度一致，胜算极大。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在实际行动中，“地方”和“精英”并不会坐以待毙，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他们都是亡命徒，所以，我们才需要“重症用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