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演员金山写的书(不仅仅是演员编剧导演更是杜月笙的关门弟子)
1949年4月16日,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为前身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成立。有“话剧皇帝”之称的著名演员金山,也出现在了开幕典礼上。对于他的出现,很多人不禁有些意外。
因为金山在是一名当红明星的同时,还是著名编剧和导演,更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关门弟子”。他解放前常常穿梭于民国的政客、豪门权贵、军阀之间,与他们谈笑风生,甚至还当过当过“国民党接收大员”。
还有人说,当初如果他不是因为参加了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团,和张治中等人一起留在北平等待建国,那么他早就被抓起来了。于是,很多文艺人士都以为,他能参加青年艺术剧院的开幕典礼,也就是沾了党的统战政策的光,到剧院这里混碗饭吃罢了。
可院长廖承志在向大家介绍剧院的领导时,却专门拉过金山,并笑着对大家开玩笑说:"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竟然是一名隐藏了17年的地下党员!以至于后来连张治中见到他时都笑着对他一语双关地说:"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金山年轻时的剧照
少年磨难成就话剧家
金山原名赵默,1911年8月9日,他出生在江苏苏州三多桥堍的一户富裕人家之中。
他自幼聪明好学,在入读私塾的课余时间,金山对传统的苏州地方戏曲,以及当时刚刚兴起的,受西方文化和表演影响的文明戏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看过这些表演后,回去都会一一进行模拟,并且还会自己加戏。正是靠着从小对艺术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金山打下了坚实的表演基础,为他今后的事业做了铺垫。
1921年,10岁的金山就读上海徐汇公学。1927年春,他因得罪校内的神父而被开除。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家乡苏州。此时因为他的生父去世,他不受继父的待见,一度流落街头,甚至窘迫到庙里请求出家。
后来走投无路的金山还在码头上当过苦力,在小报馆当校对,在剧社里演文明戏,还加入驻扎在西园寺的国民革命军第17教导团里当了一阵子的兵。
他吃尽了苦,也看尽了人间的冷暖和悲欢离合。这段经历给对他今后的演艺事业大有裨益,使他能准确把握各种人物的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
当然他也学到了与不同人物打交道的方法,这为他后来开展地下工作,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练的机会。
在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后,金山到了上海。在那里,他的表演才能,开始逐渐崭露头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金山也在此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投身到这场抗日宣传运动中去。
金山不是在戏院和剧场开始自己演艺生涯的。他在深入到工厂和农村演出。出于对话剧的喜爱,他将话剧作为自己艺术生涯的起点。
他自导自演了不少话剧,还自己纂写了两篇独幕剧《爆裂》和《流浪者》,引起一时的轰动。
后来,他考入税警学校,在学校里他进一步接触到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这使得满腹救国思想却不知从何做起的金山豁然开朗。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积极从事左翼事业,并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营救过因为宣传抗日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进步学生。
当年上海的戏院
加入共产党,主演《夜半歌声》
1932年12月,金山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主办了进步报纸《远东时报》,并与章泯等人组织东方剧社。
金山后来又加入了左翼戏曲家联盟,在工人、学生中大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并且将进步戏剧活动深入到民间。
金山当时在夏衍和于伶等著名文艺界人士的引导下,努力地将自己的演艺技能和功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话剧演员,金山和赵丹等朋友共同创建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并在一系列话剧,如《娜拉》和《钦差大臣》等出演了重要角色。
在当年上海滩公演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时,金山饰演剧中男主角、以放高利贷为生的格洛克斯泰。他把一个贪得无厌的卑鄙小人的形象刻画地入木三分,一经上演即大获成功,赢得了观众和文艺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金山正是通过这部话剧,奠定了自己在当时中国话剧演员中的“王者”地位。但在演艺之路上,金山没有止步不前。
当时上海已经是中国电影业的中心城市,金山利用这个机会,在1937年主演了著名电影《夜半歌声》。
他扮演男主角宋丹萍。虽然这个主角多数镜头只是一个黑暗中的影子,即使偶尔出现也是戴着面具或是藏身于黑斗篷之下,但金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塑造了一名遭军阀追捕、被迫改名当了一名话剧演员的青年革命者。
金山因为追求美好的爱情,被恶势力迫害,被毁容而导致心理扭曲,性情大变。金山通过用不同的语气和声调诵读台词、并且以夸张的动作和狰狞的笑声,成功地塑造了宋丹萍这个艺术形象。
这部影片通过描写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恶势力对感情和自由思想的禁锢与扼杀,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反响。
影片上映后即一炮走红,金山也通过这部电影成为了当时(电)影(话)剧两栖的大明星。宋丹萍也一度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
金山在影片《夜半歌声》中饰演宋丹萍一角受到好评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狂潮下,中国共产党号召结束内战,结成全民族统一战线。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金山的演艺生涯也很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的抗战,因此正面战场丧师失地,节节败退,上海、南京等长三角地带很快沦入敌手。
金山和当时一批演艺界人士不愿意继续呆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撤到了当时的大后方武汉。
他在那里终于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他原本想去延安,但周副主席考虑到以他的名气去延安是大材小用,而留在大后方向海内外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号召全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抗日,同时募集捐款等,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于是金山在武汉召集了一批爱国的艺人,组织了中国救亡剧团,在大后方到处演出。在演出中,金山很快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桂系要人熟稔起来。
后来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下,金山率团南下广西。剧团在南宁、桂林等地连续演出,宣传抗日,并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后金山借着这股风潮一路南下,先是到了云南、然后又出境到越南、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和其他华人聚居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抗日演出,在当地的华人社区里引起了极大的抗日热潮。
在这股热潮的带动下,不少华侨子弟主动回国参战,暂时不能回国的也捐钱捐物支援祖国的抗战。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南洋巡回演出"。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金山和剧团不得不在1942年2月返回大后方的重庆,周恩来对这次巡回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鼓舞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抗日斗志,同时也争取到了国际上的支持,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文化攻势。
随后周恩来就交给金山一个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
成为杜月笙关门弟子
这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之际,日军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结构,一面积极地诱降国民党。大后方的投降派声浪甚嚣尘上,不少国民党高官和高级将领纷纷投敌。
为了反击这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投降潮,金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出演了由郭沫若纂写的新编历史剧《屈原》中的屈原。
在话剧的第二幕中,金山以浑厚的嗓音、激情的肢体语言,慑人的精神力量,将《雷电颂》这段屈原的抒情独白以一种磅礴的气势表述了出来。演出再次大获成功,声震山城,这部《屈原》最终奠定了金山在国内话剧界“话剧皇帝”的地位。
由于《屈原》的公演,使得国民党顽固派面临民间极大的压力,恼羞成怒的当局立即派出军警和特务封杀了这部话剧,并且开始对参演的演员进行迫害,迫使部分演员不得不转入地下或者辗转到外地躲避特务的追捕。
话剧《屈原》剧照
但作为该剧的主角,金山却在重庆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交游广泛,而且和青帮大佬杜月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特务们慑于杜月笙的名号,不敢得罪金山。
金山与杜月笙的交往早在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开始了。作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虽然其文化底子不高,但是在他发达之后,开始处处附庸风雅,结交有名望的文艺界人士。
金山正是在那个时候和杜月笙认识的。由于杜月笙势力很大,即使是蒋介石也对其另眼相看,结交杜月笙对开展工作和保护自己的安全都非常有利,金山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和杜月笙往来。
在抗战爆发后,杜月笙对抗战的态度比较积极。他离开了行将沦陷的上海,移居香港,多次发表主张抗战的声明,并参加了抗敌后援组织,还主动为抗战捐出车辆和飞机,并多次拒绝了日伪方面的拉拢和诱降,名声不错。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从香港又迁往重庆,建立了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杜月笙在重庆继续扩展他的抗日威望和影响。
为了争取到杜月笙对宣传抗战的文艺团体的支持和保护,重庆地下党决定派金山出面和杜月笙搞好关系。
金山得知杜月笙喜爱戏剧,便在出席杜月笙在场的宴会上,靠着自己上乘的京剧功底为宴会助兴,每次都会博得杜月笙和其他宾客的满堂彩,杜月笙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会来事,善解人意的大明星。
就这样,金山随后利用杜月笙的关系出面疏通重庆当局,允许自己开办一个剧团。
1942年12月,金山在重庆组建了中华艺术剧社,自任总干事,杜月笙则出钱,特为金山改建了一处新剧场——银座,专供中华艺术剧社公演新剧。
杜月笙还亲自出面聘请国民党方面宣传事务的张道藩和潘公展出任剧社的名誉理事,对外示告中华剧社是有来头的正牌剧团。
这样子一来,重庆的地痞流氓望而却步,就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务也只能装聋作哑,确保了剧团和演员的安全。
金山随后汇集了在重庆和其他大后方城市的一大批著名艺人和编剧、导演等,包括章泯、史东山、郑君里、张瑞芳、蓝马、沙蒙、黄宗江、陶金等,共同参演了巴金先生的大型话剧《家》。
这幕话剧连续上演达三个月之久,共计108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创造了当年中国话剧史上空前纪录。
此后金山一直与杜月笙保持着微妙而密切的关系,甚至杜月笙还当了金山和张瑞芳的证婚人。在杜月笙的这块“金字招牌”下,金山在大后方可谓是顺风顺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同盟国的夹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杜月笙回到了上海。而金山则受周恩来之命,以所谓“接收大员”的身份去东北,到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接收日伪留下的电影制品厂,并出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
在东北,金山认真地保护拍摄器械,并且有意识地培养新人,为建国后的电影事业培养了后备队。在复杂而艰巨的地下斗争中,金山甚至还抽空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他还在1947年返回上海,认杜月笙当“老头子”,当了他的“关门弟子”。
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爆发,金山离开了即将解放的长春回到了南京。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下,垮台已成定局。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秘密接触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企图将他们全部带往台湾,而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在筹备建立新的人民共和国,同样也加强了对这些知名人士的争取。
杜月笙作为“海上闻人”,自然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之一。
1949年2月1日,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就致电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要求他动员将还留上海的著名人士,如杜月笙、陈光甫和李铭等人去台湾。
中共中央则针锋相对地在2月17日致电叶剑英和李克农,希望通过金山的关系争取杜月笙留在上海,并且让金山转告杜月笙,要他努力保持上海不发生大的混乱,保护上海所有船只、民航飞机、工厂、银行、公司、商店不受损失,不让上海的资产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的接收。
如果杜月笙能这样做,共产党愿意与其合作,而上海人民也将宽恕他的过去。金山在接受指示后,多次上门拜访杜月笙,并且动员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和张澜等知名人士频繁接触杜月笙,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反复力劝他留在上海。
在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组织了一个以张治中为首的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国共产党谈判。
代表团的代表除了张治中外,还包括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和刘斐;代表团的顾问则分别是屈武、李俊龙、刘仲华等人。金山作为文艺界的代表,也加入了代表团,成为了顾问。
在谈判中,金山作为内线,不断地将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底牌告知我方代表团,使我方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一清二楚,同时也准确地掌握了代表团成员对和谈的态度。
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和谈的诚意,只是希望谈判能拖延时间,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双方谈判破裂。
周恩来等人通过说服和做工作,最终争取了和谈代表团全部成员留在北平等待建国,使国民党政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而金山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此时,上海的杜月笙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再三拉拢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去台湾。他在1949年4月27日,悄悄地坐船去了香港。
他虽然后来没有再回上海,但多次与中共派出的人员,包括乔冠华、潘汉年、章士钊、金山等人进行了接触。
杜月笙表示自己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上海,但是愿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多为上海人民服务”,并保证约束留在上海的弟子和门生,要他们遵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
杜月笙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上海的帮会分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上海在解放时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和混乱。
金山作为地下党员和杜月笙的关门弟子,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做了许多工作,为上海的解放和保持上海的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后,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他的讣告,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很不寻常的信号,代表了人民政府对杜月笙的一种认可的态度。
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
电影《风暴》,出演大律师施洋
金山在解放后,继续留在文艺战线上。于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才会开金山的玩笑。
金山后来还担任了中国青年艺术剧团的总导演,并继续集中精力从事艺术创作活动,曾在话剧《保尔·柯察金》中饰保尔,在《万尼亚舅舅》中饰万尼亚。他还亲自编导、主演了话剧《红色风暴》。
1959年,金山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风暴》,这是他艺术人生的巅峰。金山在电影中饰演二七大罢工的烈士施洋律师。
施洋作为有着律师这个特殊职业的共产党员,在军阀吴佩孚面前大义凛然、据理力争;而在工人阶级面前就展露出自己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
金山的表演完美地把这二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融合在角色的个性之中。金山还成功地把戏剧和电影的艺术手段结合起来,将一系列富于节奏的动作融合于现实生活的举止之中。
尤其是他在影片中为被捕工人长达千字的铿锵有力的辩护词,一气呵成,体现出他精湛的表演功力。
1978年,重新复出的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并且导演了话剧《于无声处》。金山此时的健康状况虽然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他仍然殚精竭虑地为新兴的电视艺术事业,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
1982年7月7日,这位表演天才,著名的人民艺术家因突患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传奇而精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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