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怀念高仓建（他虽待人温和但骨子里也是有份倔强的）

2014年11月10日，日本男演员高仓健在东京的医院内病逝，享年83岁。

高仓健的去世，非止在日本国内，在中国亦于短时间内引发大量的媒体报道与追悼、讨论，甚至外交部也对其作出了积极评价与哀悼。在银幕上，他曾是日本风靡一时的「仁侠电影」(黑帮片的一种)代表人物，构筑了无数个经典的侠义形象，而在银幕下，他的为人亦受到同业者的普遍尊敬，张艺谋导演感其有「士之德操」。

银幕内外的「侠」与「士」，构成了高仓健的完整人格，放眼整个日本电影界，能够同时得到中日两国人民如此支持与拥护的日本演员，高仓健恐怕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高仓健1931年2月16日出生于日本福冈县，本名小田刚一。小时候他的父亲就远赴满洲打工挣钱，常年不在家，而他自己体弱多病，曾有过休学一年半养病的经历。在他的记忆中，日后与中国颇多渊源的他最早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意识，就是在病床上听的广播剧《怪谈宋公馆》。这是一部以位于广东省的鬼宅宋公馆为舞台的悬疑剧，当时九岁的高仓健听得十分入迷，每天都不落下，这也成了被隔离在病房里的他的唯一慰藉。

高仓健会进入电影行业可以说完全是机缘巧合，并非是出于本身对电影的热爱，演员对他来说无非就是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而在成为演员这件事上，他还曾遭受过父亲的激烈反对。在写牛原虚彦从影经历时我曾提到过，牛原初入电影行业的1920年代，日本的电影行业，尤其是电影演员，被与歌舞伎艺人等同称为「河原乞食」，即戏子的蔑称，社会地位是比较低下的。

而到了高仓健所处的1950年代，在大城市这一现象虽早已改观，但在高仓健家乡那样的偏远城市，群众相对闭塞，对演员的歧视仍很严重，即便如片冈千惠藏、大河内传次郎等当时的银幕巨星到当地宣传时，观众报以的眼神也是比较冷淡的。

在此背景下，高仓健的父亲也曾对他想做「河原乞食」的演员这件事大为光火，极力反对，甚至一度闹到断绝关系的程度，将高仓健逐出家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文章中写高仓健第一次演戏在化妆间中流泪，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明治大学商学部毕业后，他未能顺利就业，最后好不容易有了当演员的机会，即使遭遇家庭与外界的巨大压力，即使自己内心也对「河原乞食」这一身份颇为纠结，但为了生计他却又不得不干。这份屈辱与悲哀，令他不由自主地流下了难忘的泪水。

此种精神上的负担，可谓是萦绕了高仓健的一生，在其晚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曾坦言：「到现在我也喜欢不起来。不喜欢在摄影机前露脸。我虽然很努力地去演戏，但这无非是因为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去做而已。虽然我已经演了50多年了，我也很能体会电影所拥有的魅力。但我就是做不到去享受做演员这件事。」

1955年，高仓健被当时东映公司的制作人牧野光雄相中，入选了东映第二期新人选拔。1956年，他主演了自己的银幕处女作《电光空手打》。在东映公司的初期，在以「仁侠电影」成名前，他也演过许多不同的剧种，包括喜剧、青春片、文艺片等，虽一直在活跃，但影响并不大，或者说，公司当时还未挖掘到他真正的银幕潜力。

1950年代的日本曾盛行时代剧(古装片)，而东映正是时代剧之业界翘楚，拥有片冈千惠藏、中村锦之助等众多时代剧巨星，但随着观众逐渐对老套的时代剧失去兴趣，东映也被迫在现代剧(现代片)中开拓思路，高仓健正是在这一转型期中加入公司的。不久，东映开始逐渐倾向于现代黑帮片(仁侠片)的路线，也成为了高仓健事业上的契机。

1961年的《花·暴风雨·暴力团》、1962年的《恋爱·太阳·暴力团》等石井辉男所执导的一系列作品，最早准确地挖掘出了高仓健那种独有的江湖侠气与孤独硬汉的气质，也确定了他此后银幕形象的一致风格。虽然在实际生活中，高仓健是一个很温和、很普通的人，但一到银幕上，他浑身上下都能散发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魅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井辉男可谓是塑造高仓健银幕辉煌的最大功臣，包括后来高仓健「仁侠时代」三大代表作之一的《网走番外地》系列作品，也是出自石井辉男之手。高仓健本人亦曾承认：「我以前也曾演过公司职员这样的角色，但感觉就是跟我不搭。比起那种安定的公司职员，我似乎还是更适合演那种被追到穷途末路、被社会抛弃的人……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说是石井辉男导演成就了今天的我。」

一般认为，东映仁侠电影的开端是1963年由鹤田浩二主演的《人生剧场：飞车角》，再加上次年的《搏徒》等，正式确立了东映的「仁侠电影」制作路线。而唯一能凌驾于鹤田浩二之上的，就是高仓健。当时鹤田浩二已经声名鹊起，东映急需找到一个与鹤田浩二这种风情小生截然不同风格的男演员来打造另一个卖座系列，以开拓「仁侠电影」的范围。

于是，高仓健成了不二之选，因为鹤田浩二这样的英俊小生并不难找，但如高仓健这样独特气质的演员却独此一家。1964年，东映为高仓健打造的影片《日本侠客传》大卖并拍成系列，次年又推出经典的《网走番外地》系列，以及《昭和残侠传》系列等，这三个系列成为他东映「仁侠电影」时代最知名的代表作，观众趋之若骛，奠定了其在黑帮动作片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高仓健在东映做了十几年「仁侠」，他一生拍摄200多部影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东映作品，几乎是东映「仁侠电影」的代名词。仁侠电影的时代背景多为战前的昭和初期，宣扬「义理与人情」这样的旧道义，美化旧时的黑帮，而高仓健无数经典的「侠士」形象，以及他的「侠」这一气质，正是建立在「仁侠电影」的基础上的。

当然，公司、制片人、导演当初想要在高仓健身上所赋予的东西，本身就比别人多得多，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旧时代之美好的祭奠与传承。前面所说，高仓健是在东映于时代剧至现代剧之转型期加入东映公司的，而他本身也承担了这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

把高仓健捧上神坛的最初作品《日本侠客传》可以说不但对其本身，对东映公司也是一部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导演是时代剧大导牧野雅弘，而制片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让时代剧明星中村锦之助来担纲主角的。换言之，他们最初策划这一作品的本意，就是以「仁侠电影」的形式，来拍一部时代剧内核的作品，在他们的概念中，「仁侠电影」无非就是时代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因此，对于《日本侠客传》的主创来说，他们并不像去拍摄一部如鹤田浩二主演的《搏徒》那样单纯的黑帮、赌徒片，而是希望把作品拍出牧野雅弘以往时代剧中的那种氛围，而主角也应该是具有侠义气质的侠客之角色，着重了「惩恶扬善」这一主题，试图打造一部现代剧版「忠臣藏」。

《日本侠客传》(1964)

这部作品对于高仓健来说也是机缘巧合，中村锦之助因种种原因不能出任主演，最后才以替补身份临时找到他来顶替，然而影片就似是为他量身定做一般，一炮而红。可以说，高仓健本人不但是东映「仁侠电影」的代表人物，而他在银幕上所塑造的无数「侠」之形象，讲述的那些侠义故事，更是观众对昭和时代「义理人情」等美好事物之回忆的最好投射。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观众终于逐渐厌倦比较传统的「仁侠式」黑帮片，东映取而代之的则是「实录路线」黑帮片，这些电影的背景一般都在战后，日本国民以往的价值观崩溃，现代黑社会也更为残酷无情，互相之间的火拼沦为纯粹的权力斗争，其路线创始之作《无仁义之战》便是片如其名的最好代表。

这种完全无美化的绝对写实主义，对黑帮之丑恶赤裸裸的描写，对于高仓健来说并不容易接受，他的选择也越来越少，终于，他这黑帮片「一哥」的宝座逐渐让给了以「实录路线」鹊起的新秀菅原文太，并于1976年退出了东映公司。

离开东映后的高仓健在日本虽然地位依旧，更为受到尊敬，而《幸福的黄手绢》、《远山的呼唤》、《铁道员》等片也为他博得了许多业界奖项，但却始终没能再创其「仁侠」时代的辉煌。不过，连他本人也未曾想到的是，就是包括《追捕》在内的这一批影片，却让他在彼岸的中国又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热潮，这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东映时代辉煌的延续。

高仓健本人在访谈中亦承认了两者在他内心中的某种联系：「中国观众们的狂热程度，让我想到了以前黑帮片在日本的盛况，电影院里挤满了人，连门都关不上……我跑遍全国的影院招呼观众，电影还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1978年，高仓健离开东映后的第一部作品，在日本名不见经传的《追捕》与《望乡》、《狐狸的故事》这三部日本电影在中国大陆放映，这也是文革后在大陆首次放映的外国电影。这三部作品在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尤其是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更是受到举国追捧，看过十几遍的也大有人在。

《追捕》以及高仓健在中国当时的成功，有着许多原因，一是文革时闭塞的群众对于影片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鲜感。二是片中高仓健所饰演的蒙受不白之冤的主角，是无数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在银幕上的自我投射，其「惩恶扬善」的故事亦得到广泛的认同。

第三，也是针对高仓健本人的，就是政府当时对影片的审查与修改，剪掉了性爱、偷窃等任何当时认为在道德上存在问题的戏码，其结果就是塑造了与影片本意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高仓健的银幕「完人」形象。

《追捕》的轰动之后，《幸福的黄手绢》、《海峡》、《远山的呼唤》等高仓健其他主演的影片也相继在中国放映，让他成为最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日本人。1984年的《中国电影年鉴》上，刊登了文革后的首次观众问卷调查。在最喜爱的演员(不论国别、男女)这一项目上，高仓健当仁不让地获得了第一。

而最喜爱的银幕形象这一调查中，《海峡》中的阿久津和《远山的呼唤》中的田岛耕作这两个高仓健的角色包揽了第二和第三名。在影片受欢迎的同时，高仓健本人的「硬汉」银幕形象也席卷全国，甚至引领了当时对男子的审美倾向。2004年时有一则新闻，东北第一例男子整形手术，整形的32岁男子就是为了「为使自己看起来更有男子汉风度，变得像高仓健一样有男人味」，可见高仓健对中国的影响有多深远。

不过，尽管高仓健与中国的渊源如此深厚，但由于他本人温和好静的性格，实际上他来华的次数并不多。1978放映《追捕》掀起狂潮的那次日本电影节，他也很遗憾地没有出席。其实当时德间书店社长德间康快是极力邀请他同去参加这第次日本电影节的，但高仓健却最终没同意，据他自己回忆：「可能是德间先生说话声音太大的缘故，总觉得他很嚣张，显威风，所以立刻就反抗了，拼命反抗，顶撞他，就是不肯去。」与其他频繁访中的「老朋友」们比起来，高仓健实在是太低调了，他宁可把对中国的这份感情放在心中，也不愿意整日抛头露面，这就是性格使然吧。

高仓健第一次来中国，已经是与吉永小百合合演过《海峡》之后的1986年了。吉永小百合深知高仓健的脾气，对他劝解道：「高仓先生您其实是挺想去中国的，之所以不去中国，无非只是因为讨厌大吵大闹而已。我们只要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安排，应该就能避开这些烦人的事了。」至此，高仓健才同意了中国之行，与吉永小百合、田中邦卫以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横川健四人访问了中国。

在北京，他们见了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的夏衍、副主席苏云，以及女演员方舒。为了照顾高仓健好静的个性，苏云对行程做了精心安排。除参观北京电影制片厂外，当高仓健提出要访问北京电影学院时，知道高仓不喜欢人多，苏云特意协调了较少人数的参观。去长城观光的时候也是，为了避开游客多的地方，特意驱车近一个半小时，带高仓健到尚在修复中的部分去，让他能够安心游览。对于中方如此周到的照顾，高仓健一直心存感激。

除北京之外，随后的上海之行也让高仓健收获颇丰。同样为了照顾高仓健的脾气，女演员白杨也做了精心安排，特意在船上举办欢迎会以避开围观群众，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船开回来时，岸上却已聚集了数千名热情的粉丝，鼓掌的盛况让高仓健颇为吃惊，但也感动不已。而随行友人的一席话也令他铭记一生：「你不觉得自己失礼吗?那么多人疯狂地热爱着你，你却不愿意来中国?你不愿意来这里，不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失礼吗?」

对于高仓健而言，在上海的另一个珍贵的收获，就是见到了上译厂著名配音演员毕克。彼时的毕克，是高仓健在中国的御用配音演员，在中国所放映的高仓健主演作品中，高仓健的角色都是由他配音的。两人的见面颇为愉快，互道感谢之言。

毕克说道：「我是因为您，才在中国被如此重视。」高仓健则回道：「哪里的话，我也是多亏了您，才会这么有名。」毕克与高仓健同为1931年生，身高、声音都很相似，他一直都在影片中为高仓健配音，直到1999年的铁道员，虽罹患肺癌，仍坚持上岗，只可惜最终未能如愿。两人的缘分可谓不浅。

虽然高仓健不太喜欢出席热闹活动，但继1986年访中之后，仍有数次来华的经历，包括1990年参加在内蒙古举办的第13届日本电影节、1993年在广州举办的第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以及1998年在杭州举办的谢晋导演从影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推动他这几次来华行程的关键人物，就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并当过驻日本大使的宋之光先生。

宋之光先生以其人格魅力，深受高仓健的尊敬，对其言听计从。有一件事情，能够说明宋之光在高仓健心中的地位。宋之光去世后，高仓健曾经专程从日本飞往北京扫墓，据他本人透露，他从未有过去外国给人扫墓的经历，即便是与自己合作过的导演中，也只有罗伯特·奥尔德里奇导演一人享受过此待遇而已。

高仓健与宋之光结识于1990年内蒙古的电影节上，两人一见如故，互诉衷肠，高仓健回去时，腿脚行动不便的宋之光坐着轮椅一路送到机场，送上飞机，这份礼遇让高仓健受宠若惊，也为其人格所打动，对照高仓健本人的为人处世高风亮节，恐怕也有些惺惺相惜之感。因此，广州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以及杭州谢晋从影五十周年活动，如果没有宋之光开口请求，恐怕高仓健未必会欣然出席。

他虽待人温和，但骨子里也是有份倔强的，就如他所说的，「我有选择权，有时我即便拿了钱我也不去，有时就算没钱，我自己贴了钱也要去。对方越是强硬，我的反抗就越激烈。」但对于宋之光的要求，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高仓健对于宋之光的情谊，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也有提及。电影《铁道员》1999年在日本上映后，高仓健非常希望把这部影片介绍给中国观众，因此他找到了叶千荣表明心愿，希望《铁道员》能有中文的配音版。对于当时情景，叶教授回忆道：「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曾经在中国的东北(旧满洲)工作过，是一个煤矿的技术人员，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更多的想到自己要做一些让父亲感到快慰的事情。

于是在拍摄《铁道员》的时候，他在跟东映签合同当中，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把这部片子，拍摄完毕之后，在中国的播放版权属于高仓健，然后他要把这部片子送给中国，同时要送给前中国驻日大使宋之光先生，他非常尊敬宋之光大使，他要把部片子亲自带到北京，放给宋大使看。这就是他当时告诉我的，他委托我翻译的原由。」

在生活中，高仓健就是一个如此真诚与重情义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他而言恐怕是再当然不过的道理。2005年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千里走单骑》，是高仓健与中国的又一次亲密接触，当然也成就了他与张艺谋之间的又一段动人友谊。实际上，由于高仓健的影响力，早有如谢晋、田壮壮等导演对其提出过合作的意愿，但最后，在多次接触、剧本反复打磨后，是张艺谋的那股执着的「韧劲」打动了他，最后才有了这唯一的一次合作，这也是他对张艺谋的真诚回报。

《千里走单骑》的合作，让张艺谋见识到了这位高高在上的神一般的演员的真正伟大之处。他说，高仓健70多岁了，工作结束后还站3小时，等全剧组收工后才鞠躬离开;他说，仅因一位民工为他打了3天伞，高仓健就以手上名贵的手表相赠;他说，在执导奥运会开幕式前，高仓健亲自将一把锻造了一年的日本刀送到其手中，回日本后还默默做道场为其祈愿……

在高仓健身上，他看到了一种「士」的精神，他将其归纳为「士之德操」，将高仓健奉为一辈子敬重的人。张艺谋的切身体会，恐怕也是所有与高仓健合作过的中国影人共同的感受。银幕上的「侠」与银幕下的「士」，都是高仓健这个伟大演员身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仓健去世后，日本电影界人士亦纷纷哀悼，怀念其伟大人格。他提携照顾年少轻狂的千叶真一、亲身教授新人武田铁矢如何演戏、年过八旬仍到车站迎接后辈北野武……可以说，像高仓健这样没有任何负面新闻，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业界与民众一致赞誉的演员，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他与其遗作《致亲爱的你》的导演降旗康男合作长达几十年，拍了20部作品，如此的友谊与长情令人称道。面对高仓健的逝去，降旗康男一句「万念俱空」胜过千言万语，道出了他失去挚友的悲痛，也道出了我们对失去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的惋惜。

《致亲爱的你》(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