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为什么被禁为什么只呈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

一次电影交流活动中，已经拍了数十年电影的贾樟柯，被一位年轻女学生提问：

“为什么您的电影中，中国总是一副破败落后的形象?

而您又为什么总会凭这些偏颇的中国影像，斩获国际大奖?”

贾樟柯一时语塞，他是听得出这问题的火药味儿。

年轻女学生在质疑：贾樟柯的电影，给国外媒体寄了刀片，并且强化了西方对中国“落后愚昧”的刻板印象。

贾樟柯自己也曾说：“我拍了十几年电影,十几部片子,仔细一算也很心酸,《山河故人》是我第三部在国内上映的故事片。”

而前述的电影被禁，多数，也是因为电影所呈现的滞后于时代的中国形象。

公知的帽子，被扣到了贾樟柯头上，立场判定也拖住了他创作的步子，但以鲁迅为精神图腾的贾樟柯，真的在刻意迎合西方所建构的“落后中国”的刻板印象吗?

我们得从中国电影文化的变迁说起。

以文学为基石的80年代电影

80年代，是属于诗歌的年代，是属于乌托邦的年代，也是中国声音响彻全球的年代。

在崔健等人的红色摇滚如洪流般倾泻西方时，中国电影也拉开出海序幕。

《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活着》……中国透过电影“让历史告诉未来”，也对人性世界发起铿锵有力的拷问，文化历史的浮沉、社会异象的批判，寓于其中。

彼时的贾樟柯，还未踏足影坛。他在山西老家备考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并以数篇犀利深刻的短篇小说，在山西文坛小有名气。

1993年，他入学北影，2年后，便操起导筒。

当时的中国，笼罩在一片喧哗与骚动之下，乌托邦梦碎、资本主义侵占人们的精神领地，商业化洪流裹挟电影行业，包括张艺谋在内的第五代导演们，开始执迷于斥巨资拍摄出制作精良、却空洞虚伪的商业巨制。

电影艺术面临惊人的退化——单薄的结构，生硬的叙事、创作上的模式化与媚俗化。大导演们失去了观念的先锋性，也失去了对生命与生活的鲜活体验。

也是在这时，贾樟柯横空出世!他以一部《小武》，呈现了一代青年在市场化洪流、商业化幻梦中的迷失。

源自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批判性，被文学翘楚贾樟柯，注入了影像语言中。

《小武》在包括第48届柏林电影节在内的7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贾樟柯自此名声大噪。

以今天的视角看，《小武》的批判刀锋，对准了90年代的社会痛处、刺破社会敏感地带，在主流工业向市场逻辑妥协，只关注市场份额、票房收入等时，贾樟柯怀着一种对真实还原的冲动，把视角聚焦在普通的中国人身上。

贾樟柯的影像叙事中，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如清华大学专业研究者所描述的：

“贾樟柯电影纪实风格、平民倾向造就了一种朴实自然的形态、平淡的节奏，他们用镜头语言叙述着普通人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们的平常人生，是对人生真实状态——无序、无奈和无可把握等独特体验的还原。”

此后，贾樟柯又先后拍摄《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天注定》等电影，包括富士康十三连跳、东莞黄色产业等社会隐疾，都被贾樟柯暴露在镜头之下。

在国外，名声纷至沓来，在国内，恶评铺天盖地。

贾樟柯被追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只呈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我们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发展成果，你为何视而不见?

但贾樟柯的影迷，却反问了批评者一句：如果鲁迅活在强大的中国，他还会批判吗?

千人千面，这两个问题，并无标准答案。

从贾樟柯的文学之路即可看到，他对社会问题的警觉和批判，并非出于利益的算计，饶是现在，他也是电影导演中较穷的，他的批判性，全出乎创作理念，即知识分子审视社会的人文传统。

在小鲜肉泛滥、娱乐化成灾的行业环境下，商业大片的本质，在散布着金钱至上、娱乐至上的价值观。

如小时代一般的商业大片，编织出一个现代的、时尚的、消费的幻梦，把一个个观众拖入其中，然而，这样的“作品”洋溢着拜金主义的低俗价值，远离了普通人、鄙视弱势群体，无法给予人真正的精神滋养，在另一个维度，又在为社会的资本化推波助澜。

贾樟柯选择呈现社会中弱势者的深刻现实，不及帅哥美女养眼，却是对社会价值观失衡的矫正。

然而，在时下东西对立的特殊的文化语境之下，只拍阴暗面、不拍阳光面的贾樟柯，却因平民立场，走到了公众对立面，他似乎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叛徒”?

但如果没有人去呈现弱势群体的生活之痛，那么，弱势者是否会更加弱势呢?资本之所以不在乎弱势者，因为弱势者，不会给资本带来增值。

我们可以发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究竟是贾樟柯屁股歪了，还是资本控制的话语体系在惩罚叛逆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