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一生充满传奇他的三次入党经历很是曲折有趣

宋时轮(宋际尧、宋之光，1907年9月10日-1991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人，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

在革命生涯中，历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1991年9月17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

1924年春，宋时轮在家乡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受到五四运动和进步教师的影响，发起“社会问题研究社”的活动，开始阅读各种社书籍，比如《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并且开始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活动。

和左权等同学一起由湖南醴陵家乡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但是走到汉口，身上盘缠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大家边打工边走，就会延误了到校的日期，大家商量了半天，宋时轮提议每个人把剩下的钱集中起来，由专人管理，安排生活，继续上路，他一人回家筹款。正因为如此，宋时轮没能像左权他们那样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宋时轮几乎是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回去之后便生病了，所以一直拖到1926年春，他在长沙听到湖南秘密招学员，他再次和好友们一块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所以就成了第五期的学员。

宋时轮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的三次入党经历很是曲折有趣。

第一次入党：黄埔军校入党

考上黄埔军校后，宋时轮把自己的名字宋际尧改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1团第4营第16连。

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 (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

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

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准备组织游击队。

第二次入党：苏区莲花县政府重新入党

宋时轮回到家乡，积极筹划组织游击队的事。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 “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

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 “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干出点名堂来!”宋时轮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十分感动。他坚定地对父亲说： “您放心，革命一定会成功，您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还乡团”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党的工作十分被动。宋时轮只好白天躲在山上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饿了，他就在山上采点野果子充饥。

有一次，又饥又渴又累的宋时轮，摇摇晃晃地来到山脚下的一片红薯驰，实在支撑不住了，连续拔出几个生红薯大口大口地吃着。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大声喊道： “谁在偷吃我的红薯?” “我!宋时轮。”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对，那男子觉得宋时轮眼熟名字却很陌生，愣在那里。宋时轮立即明白了，改口说： “不，不，宋际尧。” “你就是宋际尧?是友伢子?”中年人又惊又喜，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宋时轮沾满泥土的手，拉着他走向一间茅草棚，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眼里含着泪花说： “饿了吧，快多吃一些。”

这个中年男子出身贫苦，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农协委员，工作积极，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面，始终没有忘记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躲避“还乡团”的搜捕，只身跑上山靠种地为生。

宋时轮在草棚里坐下来，一边吃着红薯一边与中年人交谈，两人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际尧，这天还能翻过来吗?”听了这句深藏心底的话，宋时轮亲切而又坚定地回答说： “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会兴起来，土豪劣绅一定要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工人、农民一定会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几句话说得中年人心里亮堂堂的。中年人恳切地对宋时轮说： “那你就领着我们和他们斗吧!”后来，这个中年人第一个参加宋时轮组织的游击队，成了宋时轮在家乡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粗劣的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以来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爱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吴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

走过长征路，第三次入党

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2、第6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21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64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35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以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 “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人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置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制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

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35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22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氧工程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厚、谢维俊、古柏。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做出组织处理。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财军毛、谢、古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感到痛心，宋时轮在治伤过程中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

红军大学的教职人员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 “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得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 “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 “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

在直率、坦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宋时轮更加愤怒了。他说： “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宋时轮依然坚定地说： “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27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团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恢复了宋时轮的党籍。宋时轮高兴极了，他觉得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突出体现。对每个干部尽可能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的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促进了干部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宋时轮精神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1955年，宋时轮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宋时轮性格豪爽，也善于豪饮，有百杯不倒之称，千杯不醉之慨，自喻“酒将军”，而酒德极优，微醺后来者不拒，豪气万丈。其麾下华东野战军九兵团，人称“酒兵团”。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宋时轮将军“喝酒太多”、“太能喝酒”。宋时轮于台上一声不吭，回家后自饮自言： “老子喝酒也是罪?”时人私下曰：“李白喝酒不影响作诗，武松喝酒不影响打虎，老宋喝酒不影响打胜仗，怎么也成了罪状?”

宋时轮晚年病重。医生、家人劝其戒酒。一夕，将军连饮数十杯，酣醉掷杯于地： “明日开始戒酒。”

1991年，宋时轮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