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 > 正文内容

演员李丁坎坷大道畅谈他跨越两个世纪风风雨雨悲欢离合

栀子花开2023-03-23 15:07:32文章487

对于著名演员李丁来说，七十六岁的高龄并不意味着退休，而是一个生命的新的起点。近日，李丁与记者畅谈了他跨越两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

地下党员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做导演的情形，我坐在台下了，他们站在台上。他们的脸都朝后面，我说你们把脸朝后面看怎么行呢，我看不见你们。他们主要是不好意思，不敢把头朝前。

———李丁

1927年，李丁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一个富商人家，原名李守海。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五行缺水，小名叫小水，家里人管他叫水儿。父亲经营着一家绸缎庄。正如当时的富商人家一样，他们经常把把一些戏班子请到家里来唱戏。这使李丁自小在戏剧的气氛里长大。李丁已经记不得小时候所看的是河北梆子还是京戏，只记得当时虽听不懂台词却依然看得津津有味，他至今对《挑滑车》等戏记忆犹新。于是李丁就和邻居朋友家的孩子一起演戏唱戏玩，他们所演所唱的都是随意和即兴的，但有时突然来了灵感演出一个新的情节来，如谁把谁打死了，谁又要来报仇。这个在当时似乎也是俗套，但成了李丁这群孩子最快乐的事情。这是李丁最早的表演，也是最早享受到因表演带来的快乐。

1939年，祖籍山东济宁的李丁考上了在北京的山东中学。初三的时候，他突然想当导演，于是就组织了一些同学去排田汉的话剧《湖上的悲剧》。当时李丁根本没看过话剧，只看过电影。但初生牛犊不畏虎，有板有眼地执导了他的处女作。李丁告诉记者：“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做导演的情形，我坐在台下了，他们站在台上。他们的脸都朝后面，我说你们把脸朝后面看怎么行呢，我看不见你们。他们主要是不好意思，不敢把头朝前。”

李丁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家搬到现在的北京新文化街，于是就转到弘达中学，现在叫二龙路中学。但到高二的时候，李丁却因病不得不休学。这时父母希望他能够当医生，说：“如果你学出来，我们凑钱给你开个医院。”李丁病好后，就考上了山西的桐旭医学院，是现在的山西医科大学的前身。但当时兵荒马乱，铁路不通，李丁赴山西最终未能成行。他只好回到北京弘达中学继续读高二，那是1946年。

这一年，一个叫穆青(非新华社记者)的同班同学闯入了李丁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李丁的人生历程。那时虽然抗战胜利了，置身国统区的北平依然物价飞涨，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同时爆发美国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而离北京不远的石家庄就是解放区了。于是在同学间经常争论“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这样的话题。李丁告诉记者：“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一种过去讲是‘资产阶级的正义感’对国民党强烈不满。也没有什么觉悟，但因为看到眼前这些事情我就说：当然共产党好。”

穆青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觉得李丁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就对李丁加以引导教育，并于1947年介绍李丁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一起领导学生贴标语，写壁报，“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学，穆青和李丁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演戏。在此之前，穆青、李丁已经按照组织指示组织成立“七七剧社”。他们利用欢送毕业同学的机会排戏，同时发展一些进步同学加入革命队伍。他们排练演出的剧目为根据俄罗斯果戈里著作《巡按》改编的话剧《狂欢之夜》，请了当时著名戏剧家郑天健先生执导。李丁毕业后，郑天健就让李丁去他组织的祖国剧团工作，就这样，李丁专门从事了戏剧工作。那时李丁演出的剧目有郭沫若编剧的《虎符》、张真编剧的《嫦娥》等。

生死边缘

从1948年改名字一直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我一直使用“李丁”这个名字。1998年，我和丁里还专门庆祝我们的名字“诞辰”五十周年，别人以为是说笑话。———李丁

1948年，上级组织通知李丁等一部分地下党员去解放区石家庄。与李丁一起走的还有现在北京人艺的丁里等六人，由李丁担任组长。为了不至于目标太大，李丁与人商量决定六人分成两拨走。前面先走的三人成功地到达解放区后，李丁三人一拨后走。李丁一行从北京到天津，沿着津浦路坐吉普车到陈关屯(天津到上海路上的一个小车站)，过一道国民党的关卡，经过一段渺无人烟、土匪出没的“三不管”地区，最后乘车到河北沧县(沧州)，便到了解放区。一路上居然有惊无险。

当时北平地下党属于城市工作部管,城市工作部总部在河北泊镇。他们在沧县的时候，上级领导就让李丁他们住三天，主要工作是写自传、组织审查、领导谈话等，最重要的一项是改名字，因为他们还可能隐姓埋名分回北京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掉。第三天晚上组织领导对李丁说：“李守海，你的名字改成什么?”李丁说：“我再考虑考虑。”领导说：“不行，明天你们就要走了，必须现在把名字改了。”李丁犯愁了，改成什么名字呢?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晋察冀日报》，李丁就说：“这样吧，我闭上眼睛，我的手指到哪里就叫什么。”

于是李丁闭着眼睛，心里祈祷着赐他一个好名字。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指落在了“肉”上。李丁当时暗暗叫苦，但“我当时年轻气盛，说话算话，就说‘我就叫李肉吧’”。领导说：“李肉?太难听了，换一个吧。”这时与李丁一起去的曹用礼笑着说：“李肉?你干脆叫李肉丁得了。”说罢哈哈大笑。李丁突然灵机一动，李肉丁?何不把肉去掉，就叫李丁。领导说：“不错，就叫李丁吧。”对曹用礼说：“你不用笑话他，你的名字改得怎么样?”曹用礼也想不出来说：“算了，他叫李丁，我就叫丁里吧。”

丁里后来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李丁和丁里这两个当年为了革命随意而改的名字，没想到伴随着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谈起这个名字，李丁不禁感慨万千：“从1948年改名字一直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我一直使用‘李丁’这个名字。1998年，我和丁里还专门庆祝我们的名字‘诞辰’五十周年，别人以为是说笑话。”

接着，李丁被分配到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两周后，中央社会部(国家安全部前身)调李丁等十人回北京从事上层的策反工作。于是李丁跟他们进入平山县作最后的部署。但这时组织发现，李丁在北京的各方面关系太多，有同学有老师有同事，容易暴露身份。这样就不让李丁去参与策反，并把李丁分配到晋察冀党校剧社。

此时北平及其周边局势很不安定，虽然北平有和平解放的希望，但不排除国民党做困兽之斗的可能。就在这节骨眼上，李丁突然得了恶性疟疾。当时医疗条件极差，药品器械奇缺。又恰逢有情报说傅作义的军队要偷袭石家庄，组织上通知大转移。发着高烧的李丁被当地老乡用担架抬着转移，来到河北阜平时，李丁一行跟晋察冀党校剧社的人走散了。这天凌晨4点多，李丁高烧不退，干渴难熬，只好起床拄着根树枝来到大街上，却没有办法找到水喝，于是就来到一家馒头店，对方给了他一壶蒸馒头的水。

喝完了，然后在屋子躺着睡觉，突然一白衣人飘然而至。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在生命边缘挣扎的李丁却不知道害怕了。

原来是护士来量体温。想起那时的情景，李丁对记者说：“那时他们真负责，在各自逃命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管我。”

这时新情报到，傅作义取消了偷袭计划，李丁生命危在旦夕。这时，革命大学的一位叫黄其宗的领导干部，用自己的马把李丁送回平山，这样使李丁的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现在李丁一直想再见这位当年患难与共、仗义相救的同志，但至今无法联系上。李丁说：“如果黄其宗先生还健在，应该八十多岁了。”

李丁病愈后在晋察冀党校参加了《周子山》《王秀鸾》《王贵和李香香》等歌剧的导演和演员工作。1949年北京解放，党校进京，党校剧社改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团，团长由郑天健担任。李丁任戏剧队队长兼导演及演员。导演及演出歌剧《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等以及话剧《冷战》《曙光照耀莫斯科》等，李丁在《白毛女》中演的是黄世仁。后来革大文工团改成华北人民话剧团，地点在北京海淀区西苑，专业演话剧，李丁担任了研究室主任，也做导演和演员。

挑灯夜战

现在的导演很随意，所以我很不习惯。我与一个导演合作过，也不说是哪个导演，甚至他连剧本都不看。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电视剧、电影要提高质量谈何容易，单靠灵感小聪明是不可能的。———李丁

记者问李丁：你的艺术生涯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呢?李丁说：“革大文工团到中戏导训班是一个阶段，导训班毕业后到下放是一个阶段，落实政策到现在是一个阶段。在艺术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1954年到1956年的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它强迫我这个不爱读书不爱学习的人去努力读书、学习，使我终身受益。”

1954年，中央戏剧学院首次引进一位苏联戏剧专家，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简称导训班。经过推荐、考试，李丁幸运地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学习。李丁告诉记者：“这两年是痛苦的两年，也是幸福的两年，在我的一生中是转折的两年。过去，我读书少，这两年有压力有紧迫感，如果你学习不用功，就要沦为旁听生，所以就逼着我学。在两年时间学了苏联戏剧学院五年的课程，因此紧张极了。一天一夜顶多睡三四个小时，我们那时上午四节课，不是表演就是导演，下午不是马列主义就是绘画音乐，业余时间不是剧本分析就是导演计划，而且不能占课堂的时间，每天都有导演课和表演课，所以大家每天都要准备小品，有导演小品表演小品。小品表演经常在晚上，经常是从8点到8点50是轮到谁做，9点到9点50分轮到谁做……直到凌晨3点到3点50分轮到谁做。在这个时候，你还睡什么觉呀?最幸福的莫过于周末，周六下午放假吃完晚饭，可以回家休息，但周日晚上必须回来准备第二天的功课。”

李丁说：“我觉得相当痛苦，但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在这种逼迫下，你不能不看书，不能不学习。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很幸福的，是一个转折。”

据介绍，导训班要求每一位学员写剧本分析和导演计划，要求是你不在的时候别人拿着你的剧本分析和导演计划就可以直接拍戏，连调度都得画出图来。

这种训练使李丁以后无论从事导演还是演员，一直非常认真严谨地做案头准备工作。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做剧本分析和导演计划，或者认真地研究台词。李丁告诉记者：“我不能拿起来就拍。现在的导演很随意，所以我很不习惯。我与一个导演合作过，也不说是哪个导演，甚至他连剧本都不看。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电视剧、电影要提高质量谈何容易，单靠灵感小聪明是不可能的。据我所知，张艺谋导演、陈凯歌导演都是非常用功的，张艺谋大概每天晚上睡三个小时。”

就这样，李丁在中戏刻苦学习，挑灯夜战，衣带渐宽，斯人憔悴。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丁成为导训班最出色的学员。每逢有人来参观，专家总是让李丁给大家做示范表演。1956年，李丁中戏导训班毕业，各科成绩均为优。毕业公演剧目为：《一仆二主》《桃花扇》《柳包袱·雅洛娃娃》。毕业后，这两个班抽调了部分优秀学员组成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李丁就留在中央实验话剧院。接着，剧院演出意大利哥格尔多尼的名剧《一仆二主》，李丁在其中演仆人。因为他的出色表演，李丁一炮走红，群众的欢迎，领导的重视，专家的好评……这些突然其来的光环让李丁不知如何应付。他很快不用去应付了，因为他要面对更重要的“光环”———那就是“右派”的帽子。

这是1957年，李丁刚刚进入而立之年。

忍辱负重

“专政小组”的人都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们就对我手下留情。我到青海后有一个好处，没挨揍。回到北京后，有的朋友说，你呀幸亏去青海，留在北京这顿揍就躲不过去。有的都自杀了。———李丁

李丁告诉记者：“当时的戏剧界，我比较突出，就放松要求，个人主义膨胀，要名要利，这些我是同意的，其他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不同意的。就到现在我也想不通，我是地下党员，我怎么可能反共产党?”

打成“右派”以后，李丁从一个最高点一下子落到万丈深渊。

记者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把你打成“右派”呢?李丁说：“现在也有人问‘你说了什么把你打成“右派”?’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现在你们都不能理解。”

记者问：当时你还能演戏吗?李丁说：“当时不仅还能演戏，报纸还给我登名字。对于‘右派’分子矛盾的性质虽然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另外，我还要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

1960年，李丁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他属于“摘帽右派”，以后历次运动都少不了要“照顾”他。

到了1965年，李丁被下放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劳动。本来在这里下放两年，但很快遭遇“四清”运动，李丁就被下放到西宁的青海省话剧团，随身过去的档案材料明确指出“不能重用”，就这样，李丁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舞台表演和导演的资格。而此时李丁也心灰意懒，决定就在那里劳动了此一生，“也没有太多的难受，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后代要说是青海人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有点惆怅。”但有一天，北影的导演杜德夫却非常看中李丁的才华，请李丁去执导和参演话剧《焦裕禄》。李丁在里面演一个中农人物，话剧演出后，引来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而李丁的表演更是出类拔萃。在其中，李丁有一段特别长的台词。当李丁声情并茂地说完这段台词后，台下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李丁在高兴之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坏事了。”

这种预感很快得到证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丁就被揪出来，而李丁再次成为全国性的名人，这次的“罪名”是：“让牛鬼蛇神统治舞台，压英雄的戏。”李丁就成了专政对象。“‘专政小组’的人都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们就对我手下留情。我到青海后有一个好处，没挨揍。回到北京后，有的朋友说，你呀幸亏去青海，留在北京这顿揍就躲不过去。有的都自杀了。”李丁如是说。

李丁告诉记者，在青海省话剧团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开会，“不发言不好，发言也不好”。在多次担惊受怕后，李丁突然想到了一种保全自己的办法，他自愿要求去农场劳动。得到同意后来到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农场，他在这里养猪、种地，几乎所有农村的活都干过，尽管体力上有点劳累，但社会关系单纯，精神上却可以适当放松，因为不用担心说错话、做错事。但他无法跟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接触，因为语言不通。后来恰逢全国戏剧调演，李丁被叫去执导话剧《高山尖兵》。为此，上级领导专门找到李丁，说这部戏就要参加全国调演了，但导演一栏里不能署你的名字。李丁说：“没问题。”该剧参加调演的时候就打上了：“本团集体导演，集体编剧，集体创作。”

“文革”结束后，李丁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恢复了职务。

1978年，李丁拄着拐棍带着痛风性关节炎回到了北京。在此期间，他经历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磨难。在磨难中，李丁变得更加坚强。在那漫长的非常岁月里，李丁的妻子贾九霄矢志不渝地和李丁走在一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成了李丁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这也是李丁能能够平安地度过那段非常岁月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当益壮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什么意思呢?只要是剧本上的角色，都应该用心去创作。而不应该挑肥拣瘦，为什么说有小演员呢?所谓小演员就是老挑。———李丁

回顾李丁的人生旅程，戏剧与他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联，使他的人生也充满了戏剧性：

中学时，作为地下党员的李丁，以演戏的方式团结进步学生，反对黑暗;

解放后，因主演《一仆二主》而一炮走红，但很快因此被打成“右派”;

下放青海后，因在话剧《焦裕禄》饰演中农，引起轰动，但“文革”一开始就因“压英雄的戏”遭到批判;

1978年，获得平反后的李丁回到了北京，分配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担任导演。此时李丁已经五十一岁，这是一个英雄气短的年龄。但李丁却是演艺界的黄忠，永远不服老。他先后执导了儿童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姑娘，跟我走》《我要当冠军》《和月亮交谈的六个晚上》，后来还担任艺术室主任、艺委会主任。

1979年，李丁在电影《元帅之死》中演一个反派人物，从此拉开了影视弄潮的序幕。他先后在《张灯结彩》《好事多磨》《宰相刘罗锅》《天堂回信》《父亲是变色龙》《活个精神头儿》《家有轿车》《龙套》《梦断紫禁城》《老屋》等影视作品中都有出色的表演，虽然他所主演的作品，大多为配角，但李丁以严谨的作风、出色的演技和饱满的激情，使所演的人物处处出彩，一不小心还会重犯“压主角的戏”的“老毛病”。李丁所主演的《天堂回信》获加拿大第十二届里墨斯基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第五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他主演的电视电影《家有轿车》获第三届电视电影“百合奖”最佳男主角奖。

李丁说：“斯坦尼讲，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什么意思呢?只要是剧本上的角色，都应该用心去创作。而不应该挑肥拣瘦，为什么说有小演员呢?所谓小演员就是老挑。我个人感觉追求尽量真实的生活，一个人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它不是单线的，我要想创造的是活生生的人物。”

李丁今年已经七十六高龄了，但他没有任何一点“金盆洗手”的意思。他告诉记者：“我争取到八十岁能够再创造一两个人物，什么样的人物都行，只要是适合我的，我不同意改路子，演员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你本来就老了，还想演什么罗密欧，那是痴心妄想。”